两省部级官员降级 专家：可堵＂官复原职＂漏洞

　　新京报讯 昨日上午,中纪委通报了对江西省委原常委、秘书长赵智勇和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的处理结果,两人均被降级。初步统计,十八大以来,被降级的副省级高官已有三人,除了张田欣、赵智勇,还有原黑龙江副省级领导付晓光。

　　两人降职原因均有“利用职务谋私利”

　　三人中,付晓光降到局级;张田欣降到副处级,且是非领导职务;赵智勇则降为科员。

　　上述降级程度,与三人的降级原因呼应。

　　付晓光被降级,系“因私公款消费,大量饮酒并造成陪酒人员‘一死一伤’”。中纪委通报付晓光的问题时,未采用“违纪”字样。严格意义而言,付晓光的行为违反了八项规定。

　　张田欣被降级,主要因为两方面:“失职渎职,造成国有资产损失;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,行为构成严重违纪”。赵智勇被降级,也是因为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,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”。

　　显然,张田欣、赵智勇的违纪情形,比付晓光严重。

　　解除降级处分后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

　　依据《公务员法》等法律规定,处分分为“警告”、“记过”、“记大过”、“降级”、“撤职”、“开除”等6种。“降级”是仅次于“撤职”和“开除”的处分。

　　《公务员法》还规定,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,其中受记过、记大过、降级、撤职处分的,不得晋升工资档次。受“降级”处分的时间为二十四个月。也就是说,在两年内,张田欣、赵智勇不能晋升,比如从副处级晋升为处级;更不能涨工资。

　　此外,《公务员法》还规定,“解除处分后,晋升工资档次、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”;但“解除降级、撤职处分的,不视为恢复原级别、原职务”。这也就是说,即便两年后,张田欣、赵智勇解除了降级处分,也不等同于恢复原级别、原职务。

　　■ 释疑

　　“以权谋私”为何仅降职?

　　通报未提巨额贿赂等问题,未达违法程度

　　赵智勇、张田欣的处理结果,两人都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”。但不同于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,两人仅被降职,张田欣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;赵智勇被降为科员。

　　通报未现“巨额贿赂”等问题

　　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”是“落马”高官的“典型行为”。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35名省部级高官中,18人已被“双开”。中纪委通报这18人的调查结果时,绝大多数都被指出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”。但为何这18人被“双开”,张田欣、赵智勇只是被降职?

　　梳理18名省部级高官和张田欣、赵智勇的调查结果通报,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”的“后缀”有所区别。18名高官在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”后,还涉嫌“索取、收受巨额贿赂”等。而张田欣、赵智勇都未提到巨额贿赂等问题。

　　这意味着,张田欣、赵智勇虽也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”,但止于违纪程度,还没有达到违法的程度,所以对二人的处理也只是党内处分,没有移送司法机关。

　　赵智勇通报全文未现“同志”字样

　　事实上,对比十八大以来被双开的18名省部级高官,张田欣、赵智勇的处理程序也有不同。

　　18名高官都是中纪委先行通报立案调查,接下来中组部宣布免职,之后中纪委通报调查结果,给予其“双开”等处理,并移送司法机关。但张田欣、赵智勇都是中纪委先行通报“免职”;之后中纪委才通报处理结果,开除党籍、降职等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,中组部通报赵智勇被免职时,仍采用了“同志”称呼。但昨日上午,中纪委通报赵智勇的处理结果时,赵智勇被开除党籍,通报全文再未出现“同志”字样。

　　■ 解读

　　专家:降级可堵“官复原职”漏洞
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访专家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,中纪委对于张田欣、赵智勇的处理结果,呈现出对违纪高官的新处理思路,“经查,不构成开除、犯罪的,就‘降级’使用,这可以达到更大的震慑效果。”

　　立案审查后被“降级”

　　竹立家解释说,此前,对于“问题”省部级高官,如违纪违法,则“双开”(开除党籍、公职)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;如失职渎职、违纪,则问责,被问责者轻则警告,重则免职,“司局级以下被问责的官员,不少被降级;但副省级以下特别是省部级官员,问责后很少有被降级使用的,特别是像赵智勇这种情况,连降7级,从省部级一直降到科员”。

　　他强调说,张田欣、赵智勇不是问责“降级”,“中纪委通报的文件写明,张田欣和赵智勇都是先被立案审查,审查后发现,两人都属于违纪,不构成违法,所以给予了‘降级’处分。这与问责‘降级’不同,目前问责‘降级’主要适用于失职渎职、违反八项规定等情形,多由具体的事件引发,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被问责的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;违反八项规定、导致陪酒人醉亡的黑龙江省副省级干部付晓光等”。

　　降级后晋升还得一步步来

　　此前一些被问责的官员,不少人隔一段时间后,再次担任领导职务。

　　比如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,2003年因SARS被问责、免职。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的简历显示,孟学农2003年9月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、党组副书记(正部长级)。还有冀纯堂,被曝2011年已正式复出,担任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。以及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被问责、免职的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,去年起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。

　　竹立家表示,被问责、免职的官员,经过考察、评估等干部任免考察,可以复出,这并不违反规定,但现实中,问责免职、起复的官员数量为数不少,“其中不乏违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规定的情形,比如上级领导打招呼,被问责免职的官员,隔一段时间就官复原职”。

　　他强调说,与上述问责后的情况相比,张田欣、赵智勇被连降数级,则堵住了“官复原职”的漏洞,“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,‘降级’处分有个两年时限,两年后解除处分,但即便是解除了处分,两人的仕途、晋升,也要按照职级一步步来,从科员到副处级、处级等”。

　　“从省部级降到副处级、科员,面对的是巨大的落差”,他说,仅从干部待遇这一个角度衡量,省部级官员多有专车,有的还有专职秘书,住房标准、办公室面积等等,均与科员、处级干部有很大差距,因此,“降级”使用对官场有更大的震慑效果,“不少官员有侥幸心理,觉得只要不违法,搞些‘小动作’,比如收点红包礼金,利用职权打个招呼、谋点私利,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。但对张田欣和赵智勇的处理,为此类官员树立了‘样板’,违纪也会带来严重处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