代表委员关注二孩配套政策 想生二孩问题是谁带

“生?生了谁带?”挂了婆婆的电话,吕蕾怒气冲冲地对着丈夫喊道。自从去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公布后,吕蕾说不清接了婆婆多少个关于生二孩的电话。

　　吕蕾与丈夫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,供着一套北京南五环的房子,养了一个7岁的女儿,日子倒也算小康。然而,婆婆想抱孙子的愿望从去年年底开始“膨胀”。

　　90天的产假太短,单位里打算生二孩的同事被老板“逼走”。没生育保险,在北京生个孩子通常花费不低于两万元,女儿没有北京户口,上的私立幼儿园,一个月需要3500元,每次带着闺女去医院看个感冒都要上百元……也想过生二胎的吕蕾心里计算着,孩子3岁前她必须在家看娃,难不成让远在山东、已经60多岁的婆婆来带?

　　上海的王女士有一个3岁的儿子,这几个月也在和老公商量是否生二孩,“要再生一个,就得换个大点的房子,现在房价这么贵,怎么换?养娃也要花不少钱,在外面随便上个培训班,一年就得一两万元。”王女士的家庭收入也算不少,但她仍然笑言“脑门上写着3个大字——‘钱不够’”。

　　和吕蕾一样,谁帮忙带孩子也是王女士面临的问题,“两个孩子,一般妈妈就要全职,现在老人也不像以前肯帮忙带小孩了,带过一个的,都不肯带第二个了,老人也要追求自己的生活,出去旅游玩玩,平时打打牌打打麻将多好”。

　　吕蕾和王女士的这些顾虑,如今件件摆在了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的提案上。

　　“二孩生不生,关键看配套。”孟晓驷表示,“二孩配套政策”将是妇联界别讨论的重要提案。在全国妇联的调查中,许多妇女并非“不想生”,而是“不敢生”和“生不起”。

　　事实上,“单独二孩”政策实施1年多以来,申请再生育的比例远低于预期。截至2015年10月底,全国共有185万对“单独夫妻”申请了再生育,占全国1100万对符合政策夫妻的16.8%。

　　今年2月,广东新闻广播《二孩妈妈必修课》与微信公众号“我要生二胎”共同发起生育二孩意愿及现状调查,通过网络对全国近3万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,只有23.3%的妈妈愿意为生育二孩辞职回家,80.3%的女性认为现有生育假不够。86.4%的受访者表示,纠结是否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因素是“没人帮忙带”。

　　“很多女性担心二孩政策一出,自己找工作就更难了。”孟晓驷说。一些用人单位担心女性生育二孩提高用人成本,因此不愿雇佣女性,还有些则通过各种方式使怀孕女员工感觉“待不下去”而“主动”辞职。在这样的环境下,想就业、有职业发展愿望的女性难免对生育产生顾虑。

　　3年前,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家一级律师朱列玉提议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,不分地域、不分民族、不分城市与农村,一律允许生二孩。今年,他带来的建议是让广大妇女想生、敢生、也能够生。在他看来,生育已成为孕期、产期和哺乳期女职工遭受职场隐性歧视的主要原因。他建议社会政策能支持女职工工作与家庭平衡,进一步延长产假,倡导两性共同承担家务照料工作。

　　另外,当前生育待遇保障的碎片化,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妇女的生育压力。孟晓驷举例说,现在生育保险覆盖面较窄,生育保险待遇缺乏规范,生育保险基金统筹层次偏低等,都加重了生育妇女的负担。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,我国目前生育保险制度,对男性陪产假或者育儿假和津贴没有作出规定。孟晓驷认为,男性的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妇女的生育和养育压力。

　　针对生育保障问题,全国政协委员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在今年的提案中,就建议将生育保险纳入医疗保险制度,让生育保障全民覆盖。

　　朱列玉也建议国家应规定生育保险为强制性购买保险,同时加大财政投入,根据企业生育保险申领情况,给予企业税费减免,填补产假员工替代人手的工资,以补偿企业付出的成本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妇联副主席洪天慧表示,二孩谁带不单是一个抚养问题,还是一个经济问题,一个社会保障问题,需要从国家层面落实响应的配套政策,来减轻家庭、妇女的生育负担和压力。

　　“二孩政策的推进落地是一个系统工程,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套政策和措施的支撑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建议,为配合放开“二孩”政策的落实,建议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有所作为,也就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的时候,增加扣除生育费用的一些项目,实行一些税收优惠政策。

　　目前,多地已推出二孩政策,并推出相关配套政策。今年2月,上海市人大审议通过了《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》,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,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,还可以再享受生育假30天,也就是说,女方共能享受生育假128天,而配偶的陪产假也由3天增加到10天。山东省则规定,符合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,不分孩次,除劳动法规定的90天产假外,均增加产假60日。

　　在同为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成平看来,“放开二孩”与“老龄化”都是社会现实,涉及民众切身利益,解决这样的问题,需要国家从顶层设计出发,协调多部门解决,“这也是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”。

　　“纠结二孩‘生’与‘不生’,主要还是由于国家、社会及用人单位对妇女生育缺乏足够支持。”孟晓驷总结道,要使二孩政策真正起到“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、增加劳动力供给、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”的成果,需要了解中国家庭的需求,必须在帮助女性平衡就业与生育上下工夫。

　　针对当前3岁以下幼儿的公共幼托服务匮乏,孟晓驷提出,要加强对公共托幼服务的职业培训和政府监管,为家庭提供更多安全、普惠、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务,比如完善0~3岁幼儿的公共托幼设施及服务。对入托难的问题,洪天慧委员提到要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的力度。“生育保险、社会保障都是国家下一步应该完善的配套政策。”她说。

　　朱列玉也建议,应提前谋划布局幼儿园和小学建设,确保不会出现入托难、入学难等问题。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,发展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公共托幼服务,缓解家庭压力。在具体做法上,政府可以把义务教育下移一个阶段,将学前教育(3~6岁)纳入义务教育阶段,同时大力兴办日托(0~2岁)与幼教(3~6岁)设施,包括减免税费鼓励大型企事业单位创办、鼓励社区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创办和国家公费资助兴办等,让普通家庭能够享受便利、平价而优质的日托和学前教育服务,从而有利于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,更长远地为人力资源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。